936出了小偷，全体乘客和司机被强制开往公安局

今天晚上坐936的时候车上出了个小偷，似乎是偷了一位中学生的钱包。中学生发现钱包没了，十分着急，因为他钱包里好像有很多重要的东西，还有他的老师的钱。他很气恼，就打电话报了110。报了110之后，他让司机停车在路边等着，说警察一会就过来。他为了想抓住小偷，不让司机开车门，不让任何一个人下车。车上的乘客越来越急，跟他商量，说可以让这中学生搜包，搜完包之后就让他们下车，因为他们还有事。没想到这位中学生丝毫也不让步，司机也听他的，说他都打了110了，就应该等着警察来检查车上到底有没有小偷，而不应该开车门放人。

没想到的是，打了110，告诉了详细地点，过了15-20分钟之后依旧没有警察过来。这时，车上的乘客更着急了。时间大概是5点，车上的一个女人声音尖尖着急地说，你快让我下车，孩子在幼儿园里，幼儿园五点关门，孩子还在幼儿园没人照看！她的丈夫也跟着喊了起来。可是，这位中学生依旧求着司机不要给开车门，司机也很听他的话。车上的乘客都说，小偷很可能早就跑了，即使没有跑，罪行败露了以后也会把钱包扔在车上的地上，而不会让人搜出来。而且他是最后一个上车的，说不定还是被车外面的人偷的！可是小男孩一点也听不进去。

哼！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是险恶的。这些年，我好像也变了，以前，我或许会很同情这个小男孩，说几句话安慰他。可是现在，我麻木地坐在座位上。我也不发表什么意见，因为我很清楚现在的公交车上是一个是非之地，卷入是非对我是不利的。我再也不是淮安那个时而有同情心的年轻记者了，那时的我看到大街上的受伤的老婆婆都会扶起她叫120来把她送到医院，并了解一下她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抛弃的，并且向养老院了解一下能不能收容她。那时，我看到一位好心人因为帮邻居救火而摔了下来，我会到阴森的重症监护病房去看他并为他写一篇报道。我会为常年没有通畅水管的危房群众强出头，并迫使相关部门因为舆论压力而尽快为贫穷的人们修好水管，让他们的住房不再臭气连天。但随着我碰到的钉子越来越多，我竟然渐渐地变了。我发现在我说话的时候我身边的某些记者总是转悠着眼珠选择沉默，我发现当我在关心一件冲突的时候我周围的人总是悄悄走开。在我给人们解决了水管问题的时候政府部门的领导把傻乎乎的我打电话叫了过去，绵里藏针地告诉我以后别写此类尖锐的稿件，还挖苦我是因为没有稿子可写了，想挣奖金了才批评水管的问题。当我质问消防局的领导为什么没有及时赶到救火现场，致使好心救火的百姓死亡的时候，官员的回答是他们不知道。再说，死几个人又算什么。他们会巧妙地掩饰一切，并恬不知耻地攻击记者没有职业道德。

以前，我的心中有着很多的理想。我的同事说我太理想化了。难免。我爸爸曾经是狂热的红卫兵，大串联到天安门广场看毛主席。小时候，他给我灌输的是理想，完美，信任，没给我灌输真正的人性的知识，或许他自己也没有。但是，我渐渐发现了，根本就没有完全理想的环境或人。我掀起了封闭的一角，看到了真正的人性。我看到了人性的善良和丑恶。我甚至也看到了我爸爸也不是完美的，而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现在，我不管不问地坐在车上。想着，这就是我们的新一代中学生吗，一点推理能力都没有，一点人情世故都不通。我的心冷冷的。于是，在冷冷的天气中，我们一车人被拉往了派出所。这就是要接孩子的人向司机抗议的最终结果。警察是不得力的，等了那么半天都没来，等得那么让人心寒。几次三番的经历让我真正对警察的敬业精神和效率产生了怀疑。或许他们并不防微杜渐，对于丢自行车，丢钱，丢手机这种小案件根本不列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到了派出所，警察总算还有些人味，问了中学生情况，也没有仔细搜查车上的人，就让司机开车走了。所以，我本来是五点钟坐上车想早点回家，一直到七点才回家。

回想起那位丢钱包的偏激的少年在车上的行为。先是骂大街，然后让司机停车。车上的妇女请求他允许开门，“我的孩子还在幼儿园没人照看！我的孩子！我惦记我的孩子！”我们能从她的话语中感受到她的焦急。车上的老奶奶也要去幼儿园接小孙女，车上的人都嚷了起来，说有事要下车，可是他全不听。最后，他声嘶力竭地命令司机开向派出所。为了他的钱，他愿意别的人为他付出时间，付出对于孩子的担心。他真可悲。